轨道车辆内装材料燃烧后毒性气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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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9-03-11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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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宦官为祸的程度实为中国历史之所罕见,甚至超越东汉以及唐代,而至王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之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自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置铁牌于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到成祖重用宦官乃至随军作战、航海出使俱有宦者身影穿插其间;再至宣德年间宣宗委司礼监秉笔之权。至此,宦官专权已初具其形,其形成首要是由于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同时兼有宦官权力机构的完备以及社会及自然因素造成的宦官数量及来源的激增。总之,宦官专权是明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必然与偶然因素结合产生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明中后期 宦官专权 形成 原因 君主专制 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有明一代宦官势力的发展过程   明朝建国之初,作为统治者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借鉴了历史之后,曾发出“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腐败,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的感慨。于是曾置铁牌于宫门,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以严令禁止宦官干政。然而仅不久之后,洪武八年,他便遣中官赵成前往河州与少数民族互市,从实际上交与宦官以行政外交之权,这次认命,可以看作是明宦官专权局面的最初源头。   学术上比较广泛承认的明代宦官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是“靖难之役”期间,《明史》有“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的记载。永乐朝期间,宦官多受重用。永乐元年,遣内宫监李兴奉诏前往暹罗三年,遣宦官郑和下西洋八年,命宦官王安督军营,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十年,设东厂“辑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由宦官执掌。《明史》有云“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确实不无道理。只是成祖信之于宦者,尚有明察英主之才,成祖之后的皇帝则渐渐疏远内阁,事无巨细皆取问于内官,至宣宗时“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就彻底打破了太祖时期太监不准识字的祖制,真正使宦官专权初具条件,追其源头,可谓“太祖之制,成祖违之,贻子孙之患”。   而太监识字后,出现“始通文墨,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的局面,宣宗又予秉笔太监以批红权,将秉笔太监置于群臣与皇帝沟通一途之节点上,这大大增加了宦官专权的风险。事实证明,宣宗以后,“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宦官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上瞒天子、下压百官,真正把持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如英宗朝权监王振,靠皇帝宠信,卖官鬻爵,诛杀功臣,一手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土木堡之变”,致使皇帝被俘于鞑靼;武宗时期更有所谓“八虎”以及有“立皇帝”之Q的刘瑾,刘瑾死后家产达到了“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这样惊人的数字;熹宗时期更有魏忠贤结满朝阉党,自号“九千岁”,其下诸如“五虎”、“五彪”之类影而从者遍布朝野,把控朝政、竭耗百姓、草菅人命、贪赃枉法而莫有一人能治,终于把宦官专权推向顶峰。而宦官专权的同时国家民乱四起,边境及东南又有鞑靼、辽东、倭寇之乱,可以说,明中后期宦官专权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危害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二、明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原因   .君主专制制度是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形成的首要原因   明代宦官专权,首先是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明清时期,我国的君主专制来到了顶峰。自秦初创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君主专制的主题便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权欲强则必弱相权。明代于太祖时期废中书省、废丞相,可谓是开古之先河,并通过“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的方式固化为祖制。自此,大臣集团失去了制衡君主的权力,君主成为了绝对的独裁者,而作为君臣沟通之桥梁的宦官的地位便凸显出来了。   .利用宦官协助处理政务   废相之举,必然使皇帝工作量大大增加,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日理万机、疲惫不堪。于是旁侍皇帝的宦官便成为了皇帝的头号助手,皇帝也乐于差遣近旁亲信处理政务,而这类亲信必然主要为宦官。所以可以说“废相”是导致明代宦官专权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太祖不自觉的将宦官引入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以致“彼宫奴者,见宰相知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条科,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上文也曾提到,明洪武八年,太祖遣中官赵成往河州与少数民族互市。这实际上就已经反映出皇帝一人疲于从政导致的宦官权力的增长。   .利用宦官制衡权贵大臣   这一点主要自成祖朱棣发端,成祖靖难导致了外界,尤其是文臣集团对其皇位合法性的质疑。成祖为防范大臣、加强舆论控制而重用近侍宦官,使其制衡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并在永乐十年于锦衣卫之外单独设立东厂,交由宦官统领,缉拿惩处所谓“谋逆妖言大奸恶”之徒。而洪熙、宣德年间昭宣二宗又为防范诸如朱高煦之徒谋逆而日益疏远大臣,宣宗甚至废除祖制,设内书堂、秉笔太监,额外增设“批红”这一奏请程序,并将批红权交于秉笔太监管理,以此为开始,明朝廷中宦官权力其实已经严重超越内阁,至明中后期甚至出现了皇帝“除亲批数本,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以致宦官实质上得到了一定的官吏任免权,而宣宗年间未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皇帝本人的勤政与为政能力则是一大决定性因素。   .明中后期君主疏于朝政,给宦官专权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明中后期,较著名的宦官专权现象大多出现在君主理政能力低下、懒政怠政的时期,往往是在这种时期,外朝臣子无法与皇帝直接沟通,而内宫的近侍譬如宦官、后宫等就可以假借皇上名义,加强个人权威,以达到把控朝政的效果。《明史》有云“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就是对这种局面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比较典型的如明熹宗时期的“阉党之祸”,其祸首即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魏忠贤(这也再次证明了宣德年间首创的秉笔太监批红权究竟造成了多严重的影响)。而当时的皇帝朱由校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顽童”,他做皇帝最大的爱好是做木工活、斗蟋蟀,雕梁漆工无一不精,然而完全没有理睬过朝政,当政时期甚至于“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